【党史学习教育】德宏州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一)

余维芳(1915~1982),女,今德宏州梁河县九保乡人。幼时在九保懿范女子小学堂读书。1932年,进入腾冲中学女生部学习。当时腾冲中学主张用启发式教育学生,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抗日,号召女生留短发等,对余维芳走上革命之路起到积极引导作用。余维芳酷爱阅读课外书籍,能背诵许多古代诗文,既能出口成章,又能即兴演讲。其论说文很有说服力,常常受到老师表扬,常被老师推荐到国外《旅缅腾侨月刊》上发表。在1934年秋编辑成册的毕业班作文选集《昙影录》中,收集全班21位同学的作文、杂文40篇,其中余维芳就有6篇。

余维芳(左一)和李子真

1934年秋,余维芳在腾冲中学女生部毕业后,考入云南省昆华女中读高中。1937年“七•七”事变后,余维芳经常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聆听教授组织的演讲会。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云南省妇女会支持下,昆明市1000余名女生,互相联系,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要求奔赴前线抗日,余维芳就是其中一员。在昆华女中读书期间,余维芳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各种活动中,结识伍谦之,两人相知相爱,结为夫妻。

余维芳和丈夫伍谦之

伍谦之(1911~1989),今昭通市昭阳区城区人,又名伍兴让,化名赵祖武。从小与昭通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费炳、浦光宗、查宗藩等关系密切,养成爱阅读进步书刊的习惯,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初中毕业后,到昆明“存真相馆”当学徒,经常躲在相馆小阁楼上阅读进步书刊。在昭通学生为配合旅省学生反对县教育局局长蒋子麟时,与费炳、陈鸿图、陈鸿基连夜写标语到街上张贴。1935年,伍谦之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12月 “省临工委”通过昆华师范学校进步学生串联各校爱国学生,发起成立“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伍谦之因组织能力强、思想进步,在学生中有威信,被推选为领导。成立大会上,决定组织一次声援“一二·九”运动的请愿示威游行。1936年1月1日,昆明部分大学、中学学生3000余人,在光华体育场(现胜利堂)以“云南学生爱国运动会”名义召开大会,伍谦之作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学生和其他民众的爱国热情。前来执行监视和逮捕任务的警察听得入迷忘记抓人,警察回头抓伍谦之时,早已隐蔽。游行队伍到省政府请愿,请求省主席龙云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请愿书转交国民党中央政府。爱国学生运动中,伍谦之表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中共云南“省临工委”作为发展对象,由李剑秋考察和培养。1936年10月初,“省临工委”派李剑秋筹建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云南省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小组长李剑秋,组织工作由赵国徽(省师学生,党员)、伍谦之、杨亚宁(《云南日报》记者,党员)3人负责。1937年5月,“省临工委”召开各校救国会员代表会,决定以各校救国会成员为骨干,秘密组织“昆明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伍谦之作为救国会领导成员、云大学生会骨干,与昆华师范学校学生唐登岷一起被推选为救国联合会负责人,随后将各校救国会成员组织“新文学研究会”读书会成员吸收加入“学联”,在“省临工委”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暑假期间,伍谦之根据“省临工委”关于利用一切公开合法机会宣传抗日救亡、发展爱国力量的指示,趁国民党号召学生组织暑期农村服务的机会,组织20余名同学到开远、蒙自等地宣传抗日救亡,发展读书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省临工委”决定在昆明“学联”基础上,建立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救亡组织--云南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经全市22个中等以上学校各派代表3人组成筹备会,经多次商量,选出由进步青年学生组成的干事会。其中伍谦之为副干事长兼总务部长,余维芳为组织部部长。1937年8月18日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云南省全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省学抗会”)。1937年9月,在省临工委指示下,省学抗会决定组织学生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时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小学生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女青年抗敌后援会、文艺工作者抗敌后援会、民族馆歌咏团、军分校学生抗敌后援会、警官学校等参加大会和游行,参会3万余人。9月18日,大会在光华体育场召开,伍谦之主持大会。会后,大游行开始,队伍前头是一幅 “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大布标和一幅由伍谦之亲手绘制的“国耻地图”,队伍在口号声、救亡歌声中从光华体育场出发,经福照街、武成路、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到护国路。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拥护龙主席出兵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标语。小学生还有各种化装表演,如“打倒日本鬼子”“捉拿汉奸”“救护队”等节目,游行长达三四个小时,是昆明城一次规模空前浩大、反响很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游行活动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强行将“省学抗会”纳入国民党领导的“各界抗敌救国会”下属组织,将“省学抗会”办公室强行安排在国民党省党部大楼内,学生一开会,就派警察监督,学生活动越来越困难。1938年初,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趁学生外出宣传机会,借口加强统一领导,将“省学抗会”办公室封闭,通知各大学、中专、中学用一切借口,将学校 “省学抗会”成员和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开除。伍谦之在云大受到操行不及格的处分,同时上了国民党省党部黑名单。“省临工委”决定将伍谦之等“省学抗会”领导成员分别转移到外地。

伍谦之、余维芳分别用赵祖武和王仁芳的化名到罗平简师和罗平东胜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1939年4月,余维芳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昭阳区历史(第一卷)》记录),成为德宏州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二)

1939~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伍谦之、余维芳夫妇被特务发现,为脱身,将第一个孩子(男孩)送给罗平开明绅士尹兰冰。在组织安排下,到沾益播乐中学教书。伍谦之、余维芳到校后,在师生中公开组织读书会,利用假期以看守校舍为名,组织新党员和发展对象学习《共产国际纲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余维芳和儿子伍寿昌

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省党部通缉共产党员和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伍谦之夫妇被列为第三号要犯通缉。随即转移到昭通继续以教书为业,进行革命工作。1942年秋,伍谦之到昆明重新联系组织关系,在昆明华山东路节孝巷被国党特务包围。樊子诚从正义路返回,眼看危险,急忙跑到家里,叫还是小孩的表弟温智屏利用玩皮球故意将球投到伍谦之住处院子里,装着捡皮球,骗过特务,带伍谦之翻墙到隔壁人家开后门逃走,跑到华山东路缪云台(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家躲避,得以脱险。之后,伍谦之夫妇先后转移到保山旬阳中学、玉溪后福小学教书。1944年,经组织安排,伍谦之夫妇到盐津中学教书。1945年秋,又到昭通女中教书。昆明“一二·一”惨案后,消息传到昭通,伍谦之秘密参与筹备在昭通女中礼堂举行向4烈士进行追悼大会活动,同学生一起参加追悼大会。此后,经常在学校代销《民主周刊》《创造 》《一二·一》专刊、《四烈士的生平事迹》等进步书籍和刊物。在伍谦之、余维芳指导下,不少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昭通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分子。

1949年,伍谦之由组织安排到边纵六支队32团任民运股股长,宣传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50年后,伍谦之到彝良县任第一任代理县长。1950年6月,调任鲁甸县人民银行行长。鲁甸县人民银行工作正常后,调到镇雄县人民银行任行长。同时,余维芳历任镇雄县大湾子区区委书记、昭通县文教科科长、洒渔小学校长及昭通县第六小学校长等职务。

余维芳夫妇克己奉公,严格要求子女。1956年,伍谦之到昭通地区师范学校任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职务。1959年,其二女儿伍海玲师范毕业时,伍谦之是主管分配工作的负责人,地区幼儿园需要一名能歌善舞的女教师,伍海玲完全达到要求,参加分配的成员一致提出要把她分到地区幼儿园,伍谦之不同意,最后自己做主把女儿分到威信县,又让县里分到离威信最远的麟凤小学教书,并写信告诉威信县委宣传部部长徐昭苍严格要求和教育伍海玲。伍海玲在威信县工作20余年,1980年才调回昭通工作。儿子伍寿昌也在父母的教导下,参加工作时依然选择支援边疆建设,来到盈江县工作直至退休。

余维芳(右二)和朋友们在一起

1982年6月,余维芳病故,走完了她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的一生。

余维芳大女儿说:“余维芳夫妇在孩子面前说自己的事,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我还是在别人那听说妈妈是当时的才女,是艾思奇的妹妹带母亲到昆明读书的。”余维芳的外孙女魏群是保山师院的教授,她从小在余维芳身边长大。她说:“姥姥是位非常节俭的人,当时我们生活困难,姥姥烧煤时剩下的,都要捡出来,留着下次用。在她的记忆里姥姥对后辈要求非常严格,姥姥姥爷年事高时,在昭通没人照顾,子女希望调回他们身边工作,方便照顾他们,但都被他们眼里拒绝。”

余维芳、伍谦之和两个女儿,最右边是他们夫妻发展的中共党员

余维芳夫妇为了党的事业历经艰险,新中国成立后,从不居功自伟,而是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他们优秀的品质,形成自己严格的家风,成为后辈学习的楷模和典范,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着后代。他们的儿子伍寿昌以自己的父母为傲,他积极收集整理了关于父母的革命资料,在他过世后传给了儿子思永玉。余维芳的孙子思永玉出生在盈江县,还是位救死扶伤的医学博士,这在我们边疆可谓是凤毛麟角了。得益于余维芳夫妇的影响,他们的后辈中不仅有医学博士,还有大学教授,后辈人个个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卓有成就。余维芳夫妇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成为了他们最珍贵的家风,并继续为之传承发扬。

执笔:德宏州史志办党史宣传教育科 明祖丽

来源:掌上德宏

编审:孙宏伟

审核:岳三旺 李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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